婚姻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的制度和活动。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婚姻习俗，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生活风貌和时代特点。透过婚俗表象，考究其文化内涵，能够了解其存在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诸如社会发展状况、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因此，对婚俗的研究尤为重要，而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村落婚俗的意义则更加重大，因为能够为学术界研究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个案和现实依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普沙绒乡境内的一个汉族移民村——火山村。该村历史虽无文献记载，但笔者从村民口述中推测得知，火山村的历史并不长。在清末前后，从第一代迁居此地的川北李姓到现在已历经八代一百余年，故火山村的历史也就只有一百余年。在这百余年里，火山村既保留着汉族传统习俗，又吸收融合藏族习俗，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婚姻习俗。 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移民村落文化的成果来看，主要有褚琼《青海河南蒙古自治县汉族移民研究——以河南县优干宁镇为个案研究》[ 褚琼：《青海河南蒙古自治县汉族移民研究——以河南县优干宁镇为个案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采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青海河南蒙古自治县优干宁镇的汉族移民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用个案深度访谈法研究了当地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融合和民族关系。徐鑫鑫《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汉族移民文化变迁——一个汉族移民村落的个案研究》[ 徐鑫鑫：《肃北蒙古族自治县汉族移民文化变迁——一个汉族移民村落的个案研究》，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通过追溯移民迁移历史、描绘移民日常生活，回顾一个汉族移民村落的文化变迁历程，展现汉族移民村落现实的文化图景，并在汉族移民与当地蒙古族居民交往的过程中分析蒙汉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认同和融合的互动关系。张雄雄《活在甘南藏区的汉人——一项有关文化涵化的民族志研究》[ 张雄雄：《活在甘南藏区的汉人——一项有关文化涵化的民族志研究》，上海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6月。]以当地一个汉藏混居的河谷地带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作为多数民族成员的汉人在与藏族的长期交往中所发生的文化涵化现象，为革新人类学的涵化研究范式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经验文本。 从研究四川地区的婚俗文化来看，著作主要有《四川民俗大观》[ 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民俗大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四川省志·民俗志》[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民俗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和《成都大辞典》等著作，全面、系统的记叙了巴蜀婚俗。黄尚军等的《四川方言与民俗》[ 黄尚军等：《四川方言与民俗》，四川民族出版社，2014年12月。]，对巴蜀汉族婚俗做了详细的介绍，通过大量的田野资料来展现巴蜀婚俗文化，是研究巴蜀文化的重要资料。论文方面，主要有蔚建鹏《民国时期四川地区汉族婚俗研究》[ 蔚建鹏：《民国时期四川地区汉族婚俗研究》，西华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4月。]，该文对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的婚俗文化变迁做了较为系统、详实的研究，对民国地方社会史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补充和促进作用。刘良军《四川方志汉族婚俗词语文化义研究》[ 刘良军：《四川方志汉族婚俗词语文化义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4月。]以四川地区婚俗演化为目标，通过对四川方志中汉族婚俗词语的整理、研究，从文化义的角度挖掘出这些词语背后所蕴藏的民俗内涵，将丰富的四川汉族婚俗文化立体地展示出来。毛文君、赵可《近代四川婚姻礼俗变动趋势及特征述略》[ 毛文君，赵可：《近代四川婚姻礼俗变动趋势及特征述略》，《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1月。]一文，阐述了20世纪前后四川的富有时代特色婚俗变化。在研究民族杂居地区的婚俗文化上，有靳一萌《蒙汉杂居村落婚俗变迁研究——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良村为例》[ 靳一萌：《蒙汉杂居村落婚俗变迁研究——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良村为例》，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3月。]，以该地婚俗变迁为个案，对近代条件下蒙汉杂居地区少数民族村落婚姻仪礼进行历时性考察。李鹏《移民、亲属与社会再生产考察——以一个东北汉人村落的婚礼实践为例》[ 李鹏：《移民、亲属与社会再生产考察——以一个东北汉人村落的婚礼实践为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阐述了东北地区一个因逃避关内灾难的移民组成的父系社会，在缺乏共同信仰和公共生活的情况下，通过缔结姻亲关系建立和扩展自己的社会网络，进而依靠在婚礼上的展演和互惠实现了再生产。 学术界目前对巴蜀汉族婚俗和民族杂居村落婚俗研究较多，对藏区的汉族移民村落婚俗研究非常少，因此给笔者留下了足够的研究空间。笔者通过对火山村婚俗的研究，了解该村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探究婚姻习俗上凸显的文化融合特点，以及影响形成火山村婚俗的因素。希望通过此举为学术界研究民族文化融合提供个案，也为构建民族间和谐与共同发展提供现实依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