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史学家以外部环境理论解释1793——1794年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他们认为宫廷和贵族对大革命的敌对是革命最初的外部环境，后来外部环境发展成与外国反法势力的冲突。到1793年法国国内外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革命的成果受到巨大的威胁。所以雅各宾派采取了恐怖统治这种最激进的方法，其目的是打败国内外敌人，保护大革命果实。但傅勒认为以外部环境论解释雅各宾恐怖统治是错误的。 傅勒首先认为外部环境理论有两个缺陷，“用敌人诡计多端来解释1789年和1794年之间革命的扩大和极端化，这些都完全文不对题”[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93页。]：“这不过是老调重弹，重新搬出事件发生之初就有的阐释模式”[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93页。]，是重复革命者当初的解释；“用外在因素来解说大革命……‘形式’理论就这样转移了历史创举，结果附和了革命的敌对势力”[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93页。]。因此，傅勒认为外部环境理论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并非国家危难关头的任何局势都必然将人民引向革命恐怖。事实上，在法国向各国王开战的过程中，即便革命恐怖总是拿危难关头来做理由，常常也是独立于军事局面的……所谓革命形势实属子虚乌有，有的是一场利用了形式的大革命。”[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93~94页。] 从国际形势来看，傅勒认为1792年春天开始的战争，其原因有英法争夺利益的古老恩怨达到了顶点的一面，但法国国内的政治原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法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希望看到战争的开始，“各种政治潮流把1792年的法国推向战争，是与当时一些人和集团的蓄谋盘算分不开的，这些个人和集团希望借此来夺取权利、保住权利或夺回权利。”[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98页。]傅勒认为在1794年春恐怖统治达到最高潮，而这时军事局面正在全面扭转，所以恐怖统治与国外的战争没有太大的关系，它只是作为一种行政措施，“形同一部专事平均主义和道德说教的形而上学行政机器，弥补政治困境的想入非非。”[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88页。]傅勒认为恐怖统治“不是搏斗中的现实产物，而是区分好人坏人的善恶二元论意识形态的产物，某种社会大恐慌的产物。”[ （法）弗朗索瓦·傅勒 著，孟明 译，《思考法国大革命》，第188页。] 对雅各宾专政的分析上，傅勒否认了外部环境的作用，认为恐怖统治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笔者认为傅勒对外部环境论的分析有着缺陷，笔者觉得外部环境对恐怖统治同样起到了作用。傅勒认为1792年开始的英法战争，战争是法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都希望的。但是事实上在1792年，法国内部并不是所有政治集团都支持对外战争的，支持战争的是希望从雅各宾派手中夺取权利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在向国外封建势力开战这个问题上相当小心，虽然其主张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索布尔在《马克西米里安·罗伯斯庇尔或雅各宾主义的矛盾》中就曾写道：“当吉伦特派在立法会议时期提出抢先发动预防性战争时，罗伯斯庇尔意识到对外战争将加剧国内的危险。”[ 王养冲 编，《传统文化研究》，第65页。]由此可见，雅各宾派是反对对外宣战的，并且为了反战罗伯斯庇尔还发表了反战演说。 傅勒认为恐怖统治是为了弥补政治困境的想入非非，并不是现实的产物。可是面对国内、外旧专制主义的反动势力，雅各宾只有财取恐怖统治并通过专制、独裁等高压措施，才能既彻底的摧毁封建势力，又保持国内稳定。如果雅各宾的手段不强硬，那国内外的敌对势利，便会乘虚而入。所以笔者认为傅勒对雅各宾恐怖统治原因的分析是有缺陷，要谨慎看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