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大多生活在社区内。无论是在以地理特性划分的地域社区或是以内在意识划分的功能社区，我们彼此之间都或多或少有着联系。社区工作是以社区及其成员群体为对象的社会工作介入手法①。在参与社区事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培养自助、互助和自决的精神。社区工作特别之处就在于归属感与认同感的提升，这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因而职业化的社区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各类急需的专业性服务，也有助于化解社区矛盾与冲突，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实践首先源于上海②，这是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发展中的上海面临着一系列复杂多变的社区问题，例如青少年犯罪，孤寡老人赡养，吸毒问题时有发生。职业的社区工作者可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专业知识与技巧介入社区，促进服务对象与环境的适应性平衡。所以说，社区社会工作者是社会公正的促进者，社会问题的预防者，弱势潜能的开发者以及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当前，上海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职人员，包括居委会和社工站的工作人员，他们主要针对家庭、老人、偏差行为等开展社区服务，并以此为职业。二是兼职人员，他们分布在各类社会组织，从事实务工作，享有特定的报酬；三是志愿者，他们参与社区的助人活动，承担义务性劳动，具有奉献精神，但大多未经过专门训练。在政府层面，1999 年，民政部颁布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这是官方对社区工作者最为清晰的一次界定，将职业化的社区居委会干部、社区志愿者、社会中介组织、专兼职结合的理论工作者队伍都纳入到社区工作者范畴③。这个界定还是很宽泛的，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由社区居委会干部和社工站成员构成的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化。 结合文献可知，社区工作职业化理解为：在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的基础上，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而萌生出社区工作职业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社区工作从业人员具备了相应的入职资格，并拥有自己独特的工作对象、工作条件、工作内容、职责范围、收入水平及职业声望等④。我理解的社区工作职业化与之相同，因而在此概念界定之上，展开下文有关讨论。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1.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以上海市一个社区事务发展状况良好的止园新村社区为例，描述和分析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发展现状与困境，探索并提出合理性的对策与解决措施，提高社区服务质量，促进社区基层建设，培养居民社区意识。 2.研究意义 （1）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社区是我们多数人聚集生活的场所，是一个名义上的自治体，也是社会的缩影。社区基层自治组织是我们社区建设的核心，专业社区工作者是我们寻求帮助的对象。在日趋疏离的城市社区，社区成员在职业人员的指导之下，有计划地参与集体行动,这对于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需要，培养社区意识是极为必要的。因而，职业化的社区工作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探讨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2）理论意义 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理论已日趋成熟且愈来愈丰富。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存在局限：首先，以往研究分点阐述，具体分析却很少融合，没有一个面面俱到的参考框架；其次，关于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方面的研究大多为宏观视角，较少从微观层面侧面反映其进程。 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地方，不能与整个社会工作的职业化问题混为一谈。因而本研究从社区社会工作着手，以上海市止园新村社区为例，参与观察社区事务，通过与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成员的谈话，探讨社区工作职业化对于社区和社会的影响与意义，寻找其改进层面与发展空间，从而实现实践与理论的对话，回应了“社区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使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三）文献回顾 从西方传统来看，社区工作职业化问题是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传统课题。早在 1601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颁布了《济贫法》，规定以社区为单位，对无亲属照顾的贫民实行有条件的救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具有三个条件：1.有明确的社会工作职业领域社会认同度；2.有系统健全的社会工作运行机制；3.有相关法律、规章对社会工作职业道德规范、职业标准和职业能力等做出详细的规定⑤。可见，在国外，社会工作者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被看成是一门独立的行业。汪慧认为大陆社会工作非常缺乏系统的本土化理论的指导；职业规范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职业教育缺乏职业性，总体状态是处于“半职业化”或“准职业化”的起步阶段⑥。可见我国的职业化发展相对不够成熟，需要长久的发展。 在上海，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方才真正推进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进程。但在不到 30年的时间里，通过浦东新区试点，在全市推行社会工作者资格认证制度，完善社会工作管理制度，上海的社区社会工作取得了长足的成效。2006 年 7 月 20 日，人事部、民政部联合颁布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标志着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正式建立⑦。社会工作职业考试获得了官方的认可，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度也上升了一个台阶。但就全国视角而言，社会工作还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社区成员在遇到紧急状况时，他们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政府。 王秀江认为：香港是通过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教育实现其职业化，而上海则是通过从业人员的职业化考试实现其专业化⑧。这个观点极为有趣且令人深思。这说明，在上海，社会工作者先讲究的是入职资格然后才是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否有效地解决问题还要靠后期教育培训。但在我国，对于社区工作者的专业培训落实不到实处，很多工作者学了点皮毛就上阵了。这样的本末倒置，职业化发展必定不会顺利。 在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各地区的社区工作职业化水平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态势。上海社区工作的职业化水平相对较高，但在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社区工作者迄今为止还不是正式职业。大量职业人员的薪酬回报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量还有工作价值严重背离。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不在少数，但大部分只是将目前从事的社区工作事务看作是未来职业选择的跳板。他们对于社区工作的职业认同感普遍较低，责任心也相对淡薄。 林卡和金菊爱认为：在中国，由于人们常常把社会工作定义为社会救助，而社会救助和其他福利活动大多是由民政部门组织的，这就容易使人们把对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解泛民政化⑨。在社区工作领域，政社不分也是其最大的问题。它不仅限制了社区工作的范围，也贬低了社区工作事务的专业性。 梁隽指出：社区工作职业化是一个系统过程，需要多方因素合力完成。政府为主导的职业化尝试已经在我国南方和东部发达地区初见成效⑩；社会工作协会和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人才培养和制度规定方面提供极大帮助；社会民间组织尽管力量薄弱，受限诸多，但也在茁壮成长，不断助力；社区作为社区工作职业化推进的主要场所，其宣传作用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我国社区社会工作职业化正在稳步发展，社会认可度和社区工作者的自我认可度都不是很高，人才培养疲乏，政社不分问题突出。因而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分析，综合考量，推进社区工作的职业化进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