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引语性质 采访时的农民语言可分为三类：一是对政府工作、社会补助、自身生活满意的正面语言；二是在生活或村务中对政府和社会不满的负面语言；第三类则是无明显倾向性的中性语言。 由于《新闻调查》是一档电视新闻节目，笔者在统计数据时采取了“报道量”统计和“时长”统计结合的方式。由表8可以看出，在《新闻调查》“三农”报道农民言语表达中，中性言语的报道量占大部分，达到总报道量的57.60%。在时长的统计中，中性言语的主体性表现的更为明显，甚至达到了农民评述总时长的78.57%。这说明当事农民在进行评述时往往以反映事实状况为主，很少表达自身对某一“三农”问题的意见看法，但中性言语很难表达农民自身的利益诉求。 另外，在有意见表达的言语中，“正面/满意”的农民言语报道量和“负面/不满”农民言语报道量之比几乎达到2:1，这使农民的利益表达在报道中更为薄弱。因为“负面/不满”的话语才更能引起受众关注，从而实现利益表达的效果[ 夏倩芳，景义新：《社会转型与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工人日报>1979—2008年工人议题报道之分析》.《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00)]。 结论与讨论 经过以上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2014年《新闻调查》的“三农”报道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在诸多方面值得以后的各类涉农新闻报道借鉴。首先，2014年《新闻调查》的15期“三农”报道基本涉及到了几个农民最为关心的议题，诸如社会保障、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补偿，都是与农民自身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议题，而村务管理、环境污染、子女教育等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新闻调查》也均有涉及，基本上保证了“三农”报道议程设置的多样性。其次，《新闻调查》在2014年的“三农”报道中注重对农民的采访，注重使“农民”这一群体成为其“三农”报道报道对象的主体，使农民在其“三农”报道中成为受访人数最多的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话语空间。再次，《新闻调查》在每一期的“三农”报道中均有具体可考的农民形象，这不仅增强了《新闻调查》节目本身的真实性，并且在增强当事农民话语真实性的基础上再一次保证了农民的话语空间，使农民的话语表达均是出自农民之口，不用借其他群体的言语体现农民群体的思想。最后，《新闻调查》中每一位被镜头体现出来的农民均有话语引述，而不是仅仅借记者或政府工作人员、基层涉农组织之口作为事件主人公介绍出来，这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新闻调查》在报道新闻事件时照顾到了各方面事件当事人的意见。 然而，在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值得《新闻调查》及其他各类新闻节目思考和改进。 1.“三农”报道数量相对偏少 在上述实证统计表1及表2中我们已经知道，2014年全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总计15期，占全年全部50期节目的30%，这个比例看上去似乎并不小，然而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按2010年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49.68%。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中包含着在城镇中工作的农民工等农村户口的流动人员，因此，我国农民人口必然高于50.32%这个数据。与此相比，30%的“三农”报道就显得少的多了。 “三农”报道数量较少是很多新闻节目、报纸媒介都有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类问题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方面，媒介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在城市里庞大的新闻网络四通八达，而在农村，新闻媒介不仅数量少而且实力弱，城市中大型新闻媒体的记者站等也很少进入农村。另一方面，各类新闻媒体为了增加自己的收视率或销售量，将受众定位集中于城市居民，基于此种受众定位，新闻媒体自然偏向于报道与城市居民关系更为密切的新闻事实。 笔者认为，无论未来怎样发展，目前而言，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大部分。然而这数量庞大的农民由于其自身所占资源不足，知识水平和媒介素养无法与城镇人口并驾齐驱，他们也许不懂得反映自身的要求，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此情况下，大众媒介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一种范围广、影响力大的社会资源。必须把“代农民立言”作为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并在这种责任意识的引导下，做出更多更好的“三农”报道。增加“三农”报道的数量，是目前“三农”报道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新闻工作者必须主动到农村中去，或到在城市流动的农村工作者中去，观察他们的生活现状，寻找他们的利益诉求，发掘与他们利益最贴近的材料。 2.反映“三农”实际的议题范围尚需进一步拓展 在报道题材的研究中，我们将2014年《新闻调查》中的“三农”报道分为八种题材，按农业、农村、农民三类对这八种题材进行分类（见表3），我们可分类如下：“农业”包括自然灾害；“农村”包括征地拆迁、村政问题、环境污染、社会问题；“农民”包括社会保障。另外还有3期历史遗留问题报道和“三农”问题完全无关。因此，我们可以统计出，2014年《新闻调查》15期“三农”报道中“农业”报道为2期，占全部“三农”报道的比例为13.33%；“农村”报道为9期，占全部“三农”报道比例为60%；“农民”报道为3期，占全部“三农”报道比例为20%；历史遗留问题的报道为1期，占全部“三农”报道比例为6.67%。 综上，2014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中，关于农村建设的报道占总报道量的绝大多数，关于农民需求的报道居于第二，有关农业生产的报道居第三，但无论是设计农业生产还是农民需求，其报道量都远远低于农村建设。笔者在观看《新闻调查》时发现有关农村建设的报道往往主要反映政府工作人员或基层涉农组织负责人的工作思路、工作成果或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全部15期“三农”报道中，直接反应农民需求的报道数量不占多数，农民主体让位于农村建设。例如2014年11月8日的《水面上的争执》一期节目，就主要报道了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政府和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政府在对黄河水库的管理方面产生的冲突。 涉农新闻报道，要么反映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各样“三农”问题，要么报道在“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取得的新成绩、新经验。新闻报道要么做“报喜”的喜鹊，要么做“报忧”的乌鸦，笔者认为，《新闻调查》“三农”报道之所以会出现农民主体让位于农村建设的问题，就是因为《新闻调查》栏目组将“报喜”看得比“报忧”重要，节目组将关注点更多的投入到农村建设中取得的成绩，相比之下就忽视了农民个人的生活需求。 因此，新闻记者在进行“三农”报道的议题设置时，要更加注重以“农民”为主体，反映农民生产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使农民真正成为“三农”报道的“主人公”，而不是政府绩效下的一个“配角”。报道时要更多的注意农民在各种情形下的需求，而不是更多关注政府的工作成绩，不要让“三农”报道成为政府工作的成果展示。另外，新闻媒体在进行“农业”、“农村”的报道中也要注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注重农村建设中农民对政府工作的心理适应度以及意见反馈。在此基础上促进政府的工作改进，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3.对“三农”问题的深度开掘尚需进一步加强 在表4关于《新闻调查》“三农”报道基调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新闻调查》中，“正面报道”在报道基调的分类中数量最多，占全部“三农”报道的40%；“中性报道”占“三农”报道总量的33.33%，“负面报道”则为26.67%，负面报道占总报道量的比例偏低。由此可见，《新闻调查》进行“三农”报道时，在保持客观公正的同时较偏向于对社会“正能量”的报道，与此相比，对真正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的报道量相对较少。 同时，在表5关于2014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事件进程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发现“已结案或已处理”和“不属于处理性事件”的报道共有10篇，占报道总量的66.67%，占“三农”报道总报道量的大多数。显然，上述两类报道属于“报喜”的部分，没有真正反映关于“三农”急需解决的问题。“正在或将要查处与改进”和“交待仍未处理”两类问题属于“报忧”的部分，然而这两部分加起来也只有5期报道，其中，“正在或将要查处与改进”一类问题的报道量又占“报忧”新闻的大部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新闻调查》在“报忧”方面尽量的做到了温和不尖锐。毕竟，一个“正在解决”的问题比“仍未处理”的问题温和的多。但是，笔者相信，“三农”问题中有很多“仍未处理”的问题等待政府和社会中有能力的公民去关注和解决。 《新闻调查》作为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新闻节目，并且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播出，大概自有其传播社会正能量、避免过多负面报道的考量。然而，经典自由理论将新闻界视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和政府行为的监察者，称其为“第四等级”[百度百科：第四等级 http://baike.baidu.com/view/3418524.htm]。西方将新闻媒体视为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并列的第四权利，而中国则把新闻媒体誉为党的“耳目喉舌”。两者表达不同，www.eeELw.com但都突出体现了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发掘和监督。 笔者认为，大众媒介是一种非常有效但又很有限的社会资源，这样宝贵的社会资源还是应以反映社会问题，增加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努力使这种社会问题得到解决为自身工作的重点。新闻工作者进行涉农新闻的挖掘时要把重点放在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上，放在尚未得到社会主流关注但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上，以此平衡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只有这样，大众媒介才能真正发挥它的应有之效。 4.农民的主体性和媒介表达尚需进一步加强 在2014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评述形式状况的统计分析（表6）中，虽然农民作为群体在涉农采访中受到重视，但是单个农民在“三农”报道中的主体性和媒介表达严重不足。单个农民的话语空间和媒介表达甚至不及事件现场的普通群众，农民作为个体时在“三农”报道中毫无主体性可言。同时，在农民引语性质的统计分析（表8）中，我们也发现农民群体在被采访时基本只反映事件的基本事实情况，而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当他们进行意见表达时也以“正面/满意”言语为主，这样的缺陷使得农民的媒介话语表达显得苍白、无思想，并且使他们的利益诉求无法得到社会公众应有的关注，再次削弱了农民在“三农”报道中的主体性地位。综合“三农”报道评述形式（表6）和农民引语性质（表8）这两种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2014年《新闻调查》“三农”报道中农民的主体性和媒介话语表达均不足。这种不足一方面是因为农民自身的知识水平、媒介素养水平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体记者在对农采访时没有深入挖掘农民的意见看法和利益诉求。 另外，表7关于《新闻调查》农民角色呈现形式的统计分析中，我们也发现《新闻调查》通过农民角色呈现所塑造出的农民形象往往显得愚昧、顽固，甚至不通情理（《草坡乡搬迁记》、《垄上难题》、《被起诉的强拆》、《到诉求中心去》等等）。这不是《新闻调查》一档新闻节目存在的问题，大量关于此种新闻节目的报道已经在社会中形成关于农民的刻板印象。这种刻板印象使得在人们的认识中，农民万事不通，本身就应该处于被领导和被支配的地位，这样的社会性认识也严重影响了“三农”报道中农民自身媒介话语表达，进而影响农民在“三农”报道中的主体性地位。 笔者认为，要加强农民在“三农”报道中的主体性和媒介表达，首先要改变农民在社会大众中的刻板印象，使公众愿意倾听农民的声音。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工作者要先改变自己对农民的刻板印象。其次，加强农民的主体性和媒介表达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让农民真正发声，使他们通过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最需要、最迫切的利益诉求。新闻工作者要先依靠自身资源在农村中宣传三农政策，引导农民关注自身利益，改变以往吃苦也不说的“听天命”态度。同时，新闻工作者在对农采访时，要有更多的耐心，面对知识水准普遍不是很高的农民时，更为仔细的倾听他们的声音、总结出他们的诉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