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戊戌变法而成为著名历史人物的梁启超，同样为我国报刊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这前后十余年间，其主办报纸的多样化、发表言论的多样化，同样显示出个人思想主张的转变与升华。在不同时期，由其提出的报刊功能论、舆论观等对后世影响深刻，是历史大环境的产物，代表了改良派思想启蒙的旗帜作用。 关键词：梁启超 戊戌变法 新闻思想 转变
一、引言 梁启超作为百日维新的领导人物之一和职业报人，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和重视，被看做是“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山鼻祖”。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空泛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戊戌变法前后，他创办不同种类的报刊，亲自参与到实践当中去，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作品来阐释宣扬维新派政治理念；并在不同的时期，给予报刊相应的定位，提出若干办报的准则。由此可见他是个走实践路线的斗士，而非说教式的人物。历史学家张其昀评价梁启超时说道：“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1] ，这个评价中肯并不为过。 在百日维新前后，梁启超的新闻理念有一个明显的从主观走向客观现实的变化，并由此激起对报业经营理念、报纸性质、言论舆论观、报刊功用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认识。这是其新闻思想的一个阶段性升华，也是为了适应历史大环境的走向和趋势，是进步的。本文试图抓住这个变化，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探讨。 二、从“大环境”的角度观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历来学界对梁启超新闻思想的评价褒贬不一。褒扬他的人，评价他是近代新闻业的有功之臣，开启一代新闻文风；而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其新闻思想“夹杂着封建主义的尾巴”，是保守的、封建的、落伍的思维，为历史所不容。 从历史的大环境去看待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客观地去评价他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提出的理论，综合主观的和客观的环境去看，这样的评价才算是比较中肯的。用一百年后今日的新闻观点或者西方的思潮单纯地来批评其缺陷性和落伍性，这是没有意义的。 结合当时的环境和认知等条件来理性地分析他思想上的变化，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而不是一味地认为其毫无可取之处置之不理，也不必要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新闻思想和梁启超的某些“封建主义顽固”因素格格不入，评价历史人物不必要首先站好立场。 以百日维新失败为时间节点，将这一时间段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一分为二，第一阶段为变法之前，第二阶段为变法之后（逃亡日本之后，辛亥革命之前），这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三、变法之前保守朴素、理想化的思想倾向 在以维新派为主导的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中，梁启超受康有为指派，1895年主编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因此在报刊界初露锋芒。1896年，梁启超主笔维新派的舆论阵地---《时务报》，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一人发表文章60篇。初期的报刊思想是以维护当时统治、求得国家强大为主要内容倾向的。 总的来说，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充斥着保守主义的色彩：利用耳目喉舌论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希望能够去塞求通，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希望利用报馆开化民智，创造新民，这也是他贯穿始终的思想。他是政治改革派的人物，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化的思维方式，这个时期他的新闻思想是附属于政治思想的，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主张。 1．托古改制式的通塞观 在报馆功用方面，梁启超提出“去塞求通”观。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2] 一文中，指出国家强大在于对外联系通透，报纸的作用在让封闭国家学习先进国家的长处，是为了让君主士大夫更全面地掌握整个国家的政事，带有很强的政治主观理想化的色彩。并且他援引古代典故制度，阐述古人借助民间诗歌考查民风，形成民报；公卿、大夫用奏疏讨论国政，形成官报。指出民报与官报是古代就有的，同样是为了“去塞求通”。适当地“曲解”古代的制度，并且将它们加以修改和演化来弥补今日政治的缺失，托古改制。这样一来，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也就顺理成章；在宣传变法、鼓动国人方面，更加具备说服力。 在舆论观方面，梁启超提出“耳目”“喉舌”的主张，认为为了能够更好地宣扬人主恩德、通晓民情，报刊必须先作为官方耳目喉舌的形式而存在。这里面应当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层，报刊应当做国家的“耳目”，通晓邻国的政事和新闻，这样才不至于消息闭塞，而对于落后之处一无所知；第二层，报刊应当做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喉舌”，将上意下达，将下意上传，传达君主旨意、臣民疾苦。报刊的作用，就在于此。这样的报刊观念，夹杂着宣传变法时期梁启超思想理想化的趋势，是为政治服务的。 2．开化民智的作用 在报馆经营理念方面，他引进西方的“分报”理论，认为每一个学科都该有自己专门的报刊，每一门学科都能传播自己的学术知识让受众获知，报纸是普及学术知识的工具。阅读报刊的人越多，民众越是拥有智慧学识，才能达到开化民智的目标。 变法时期报馆应该遵守的宗旨是：报道世界局势、记录各省新政、关注外交、旁载政治学术知识[2]。民众知晓外面的世界，才不至于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民众知晓新法的优势，才不会加以阻挠破坏改革；民众民智开化，才不至于整日拘泥于八股而事事受人愚弄、任人摆布。他认为民众只有先养成嗜读报刊的习惯，提高自身的文化知识基础，最终才能够达到变法的预期目标。 3．时务文体 在报刊文体创新方面，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时，打破常规，不用文言文，采用通俗自由的时务文体，并将时务文体发扬光大。他坦言道，自己并不喜欢桐城古文，而终究为了时代变幻而创新文体，普及于大众。 时务文体以桐城派古文为根基，但是洗去了文言文的艰深晦涩，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一，文言文白话文各占一半，因此不拘一格；二，话语间常带主观感情；三，通畅平易，较多使用俗语、外国语法[3]。这样形成的评论文风和文章体式，比较通俗浅近、易于理解，这样也使得他本人撰写的论说、时评文章更加具备宣传的力度。 四、逃亡日本后激进、现实化的思想倾向 戊戌变法失败是梁启超新闻思想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他求政治改良而不得，也使得对报刊地位的认识发生改变：原先报刊从属于政府，到现在的报刊独立于政府之外，并且此时期他的新闻观都围绕自由主义新闻观而展开，而他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都围绕着这个宗旨进行鼓动宣传。说他此时期的新闻观是激进的，在于他大胆地引进西方新闻理论，大力宣传报刊独立，而终于和之前的保守主义形成强烈的对比；说他此时期的新闻观是现实化的，在于政治改良失败的客观缘由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原先的主张而另外开辟新的理论道路。能够从现实利益出发，利用西方报业思想作为舆论武器攻击腐朽落后的政治制度，也是这一时期其观点的重要体现。 1．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在报刊功能方面，梁启超重新认识了报馆职能，它的作用有两个：一，对政府的监督作用；二，对国民的向导作用[4]。 监督政府，就是报馆依据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两项特殊权限，引导国民舆论监督行政权。他的主张明显带有鼓吹的性质：报馆并不是政治权力的附属品；政府是国民的雇佣，报馆必须代表国民发言而引发公意。报馆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政治监督者，政府也可以通过报馆的舆论监督做到拾遗补阙。报馆只有发挥出这样的作用，才是真正的职责所在。但是这样的理论明显脱离了社会实际，一纸空谈而无法在封建统治下具体实施，是过于理想化的。 向导国民，就是报馆作为现代的史记，教给国民真正的社会发展导向。他认为，报纸遵循主观和客观的规律：报导本国、外国新闻，是为客观；从这些报道中抽象出理论和发展趋势，是为主观。而评价报纸为“良报”的标准就是：将主观与客观相结合。报刊在引导舆论方面是有方法规律可循的：报刊故意发表出偏激的舆论导向，使得公众参与其中，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见相互斗争、进化，自然而然可以实现真理的传播。 2．对报章体例的新认识 在报章体例方面，梁启超检阅旧日《时务报》体例，认为已经过时，制定报章优良的一系列新标准，涉及到“宗旨、思想、材料、报事”[5]四大方面。 一是宗旨定而高。报馆的最高宗旨就是从属于多数国民最高的公共利益。 二是思想新而正。思想新，就是报馆传达给公众的内容要适当预测出未来社会的演变方向，而不能总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蜕化民智。他认为，造就新国民的途径是不断给国民注入新的社会理论，才能不停地推陈出新。思想正，就是经过实践反复论证出来的与旧理完全不同的新理，符合本国国情与国民需求，这样的理论报馆才应大力宣扬。 三是材料富而当。报纸应刊载政治、理财、法律、哲学等不同门类学科的知识，使得读者读来有益，有所得。 四是报事确而速。www.eEELW.COm报馆应重视对时事新闻的准确报道，而且要及时报道。 以上几条内容，基本诠释了新闻的四大属性：时效性、广泛性、客观性、公正性。只有做到上述四点的报纸，才可以被称作是“良善之报”。这套理论依然是当今新闻报道实务中必不可少的理论支撑，具备很强的实践意义。 3．党报理论和国报理论 在报刊品类方面，梁启超主张将不同的报刊区分为不同的种类，大概有四种：一，代表一个人利益的报纸；二，代表一个党派利益的报纸；三，代表一个国家利益的报纸；四，代表全世界利益的报纸[2]。而他主办的报刊，则主要是以党报理论和国报理论为现实依据的。《时务报》是维新派的党报，是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思想阵地，为一个政治团体服务，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抨击落后于人的封建统治制度，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利益服务；对于《清议报》的定位则是“国报与世界报之间”[6]，它的宗旨是倡导民权，清明政治，它的作用在于广民智、振民气，早已站在广大国民的立场来攻击满清政府，维护国民利益。能够从一党一派的利益纷争脱离开来，转而维护国家国民的利益，不得不说这样的思想转变是先进的。 4．言论自由观 梁启超流亡日本横滨，在主编保皇党机关报——《清议报》之初，就已经摒弃原先的“去塞求通”观与“耳目喉舌”论，已然将西方言论自由的观念贯彻到以后的办报实践当中去。 在办报宗旨方面，梁启超强调报刊作为“第四种族”的作用（英国议院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英国人以报刊为第四种族），借此将言论自由上升到一个无可比拟的高度。 至于以何种途径何种方法能够实现言论自由，梁启超在与革命党的政治主张论战中[7]已经明确提出：言论只能代表一己之见，所以与彼方所持见解不同，却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实现言论自由的前提是能够容忍异见。 5.舆论观 在主编《国风报》时，梁启超首次提出自己系统的舆论观，指出建设健全舆论体制的几点意见，他首先谈及舆论的重要性，拔高了舆论的地位：立宪政治就是舆论政治，民主政体的政治制度条件下，舆论都可实施监督的作用[8]。因而可以这样理解：专制时代，对于君主负责的耳目喉舌论早已过时；宪政民主时代，则应该发挥舆论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职能。 报刊舆论体系，应当具备五大要素[2]：一，常识，即探究自然界、社会的现象常识，论说本国外国各大问题及新闻，普及学识，这一点与变法前梁启超所倡导的“去塞求通”观并无异处；二，真诚，即以真实的论见打动人，引导多数人，以国家利害为重，以私人利益为轻；三，直道，即以刚直不阿、不畏强权的精神主导舆论，做到言论独立，不依附于强权；四，公心，即超越党内外的界限、政府与公民的界限，尽可能谋取公利；五，节制，即当舆论的传播持续升温而出乎于控制时，当此时则要加以人为的节制，不然就会走向偏激、走向反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