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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通识教育的认识[中文系范文]

资料分类中文系范文 责任编辑:论文小助手更新时间: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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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经典阅读在通识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1国外通识教育中的经典阅读课程 

    在高等教育领域,通识教育的发源地是美国。1829 年,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 College)的教授帕卡德(A. S. Parkard)首次提出了近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概念[2]。自概念提出之始至今,众多教育先行者都做出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为通识教育打开局面。在此期间,通识教育已在不同国家和高校中陆续发展和成型。以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典范——美国的高校为例,在美国现代大学的本科通识教育体制中,每个本科生都首先被要求接受高度强化的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通识教育经典阅读课程的第一个尝试者。其通识教育经典阅读课程由“当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和“文学人文”(literature humanities)两门课组成,这两门课的教学内容都以经典阅读为基础[2]。 

    哥伦比亚大学基于经典阅读课程而展开的通识教育模式对美国其他大学的通识教育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至少有 30 所学校开始竞相效仿哥大的名著课程[3]。

参与该课程的师生艾德勒和杜伦等人将哥大的名著课程带到了芝加哥大学,在 20世纪 30-50 年代发起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教育运动——名著运动(The Great Books Movement),将名著课程改造为一种理论、方法和模式。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两位学者史蒂芬·泽尔尼克(Stephen Zelnick)和斯科特·李(Scott Lee)在1995 年设立了旨在北美地区(后来面向全世界)推动人文科学核心文本课程的“核心文本课程协会”(ACTC,The Association for Core Texts and Courses)。该协会的高校成员从 1996 年的 12 所,增加到 2016 年的 67 所。其中包括积极倡导通识教育的综合性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老牌研究型大学,如耶鲁大学、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还有亚洲推行名著课程的代表性高校——香港中文大学[1]。 

2国内通识教育中的经典阅读课程 

2003 年 11 月,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上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进一步开展文化经典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倡议中国高校师生通过多多阅读经典名著,从而提高自身文化修养。2006 年 4 月,“中文学科通识教育改革——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与会的专家学者提出,应打通文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教学,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强调经典阅读,呼唤教学中对经典原本的回归。 

2000 年,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开设“中国名著导读”课程,以时间性、广泛性、影响力为经典的衡量标准,为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诗经》、《论语》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文本,介绍其成书背景、重要篇章、思想价值等,对学生产生深远的影响[2]。2000 年至 2003 年,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创办了“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旨在倡导经典原著的阅读,参酌中国古代书院和牛津、剑桥导师指导阅读和讨论的方法进行教学[3]。2005 年,复旦大学复旦学院实施通识教育,将“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纳入核心课程体系,强调传统经典的阅读。2009 年,中ft大学创立博雅学院,引导学生广泛而深入地研读中西方经典著作,着重培养具备宽厚人文社科基础的高素质人才。 

综上可知,西方高校起步早、发展快,所以当下其通识教育中的经典阅读课程已得到较为成熟的实施。尤其是众多美国高校,毋庸置疑已经走在了当代国际教育界的前列。而国内高校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虽然在近二十年间,国内高校的相关意识得到逐渐加强,经典阅读课程也在逐步建立起来,但并未广开局面,也尚且不够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