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宰相制度的演变经历了先秦时期贵族辅政制，秦汉时期的宰相开府辅政制，再到唐宋宰相参议辅政制，最后至明清废除宰相设置内阁与军机处，在不断的轮回演变中，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深化，体现了皇权与相权交叉发展的趋势，最终相权被消灭，皇权取得胜利。 关键词：宰相辅政；相权；皇权 在中国古代，宰相是权力的一种体现形式，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或者数几个人，也可以理解成一个特别的机构。相权主要表现为两种功能:一是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功能，即辅佐功能。二是管理统治功能，管理可以理解为统领百官，总揽政务，统治就是通过管理来达到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与人民生活安定有序的目的。相权来源于君权，是君权在国家政治生活运行中的具体表现。纵观宰相制度发展的漫长历程，可将其演变过程整合为萌芽期、初步形成时期、深化发展期与消亡衰退期。 一、夏朝至先秦：宰相制度萌芽时期 （一）夏朝的贵族辅政制 相关文献曾记载，在部落联盟时期就出现了名为“四岳”的辅政人员。夏朝的贵族辅政制由“三正”、“四辅臣”、“三老五更”组成。“三正“指的是地位很高官长与大臣。启在宣布有扈氏的罪恶时，说他“怠弃三正”，就是斥责他不听“三正”的意见[[[1][2][3][7][9][11]柏桦，《中国政治制度史》（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第127页， 第127页， 第132页 ，第132页，第139页。]]。这正好彰显了“三正”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四辅臣”是指疑、丞、辅、弼。他们是王身边的重臣。“三老”是“道成于三，谓天地人也。老者，旧也，寿也”。“五更”是“训于五品”。[[[4][5]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第43页。 [6]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 秦汉，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这些辅政官员都是重要的世袭宗亲贵族。 (二）商朝的贵族辅政制 商朝王畿内出现了比较完备的官制，行政管理官职有尹和黄尹，“尹”是最古老的官名之一，含有治理的意思。他们成功进入辅政行列主要依靠的是自身的能力和王的信任。代表人物有商汤时期的伊尹，太甲时期的保衡，太戊时期的伊陟、臣扈。[[[8]王明德，《从内、外朝之设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博弈关系》，《求索》，2010年1月刊，第209页。]]行政官员权力很大，包括参与政策的制定、主持政务，有时甚至可以废立商王。有代表性的是伊尹放太甲的传说，在商王不道的情况下，担任尹的伊得到强力贵族的支持，可以将王流放，从侧面凸显其权力之大。[[[10]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同时他还负责教授商王汤许多治国理政的大道理并辅助他灭夏桀。商代后期出现了“三公”制，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指太师、太傅和太保，在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集团中，他们处于较高的地位。 （三）西周的贵族辅政制 西周初期，以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他们负责执行具体的政务，是重要的辅政大臣。西周中期出现了卿事寮和太史寮的辅政机构，晚期出现类似宰相职能的总理两寮及处理公族事务的冢宰。 夏商周的君主专制是以贵族联合为基础的，这一时期，宰相制度处于萌芽时期，可以概括为贵族辅政制，一些有实力的宗亲贵族成为辅政的主要官员，辅政大臣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同时拥有自己的封地，对王权起到制约作用。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制度初步形成时期 （一）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 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出于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建立了“家天下”的皇帝制度，并正式创立了宰相制度。中央可概括为三公九卿制，丞相作为君主的得力助手，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御史大夫作为副丞相，主要负责中央和地方官员的监察工作。太尉掌握着军权，承担着军事顾问的角色。三者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方独揽大权，在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的前提下，形成了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独特的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结构。[[]]丞相承担着主持朝政、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和对下诛罚的角色。秦朝宰相拥有自己的衙署，根据皇帝的意图，拥有相对而言比较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宰相府设置各种职能机构，人员基本上由宰相任免，所以宰相拥有很大的权力。 （二）汉朝宰相制度的调整 秦和汉武帝以前，wWw.EeeLW.com以丞相为中心的宰辅会议是封建王朝的决策中心。宰辅会议是针对重要国家大事进行谈论和决策的会议，丞相承担着主持会议的角色。[[]]汉武帝时期，皇权与相权不断发生冲突和摩擦，宰相制度很快进入调整期。汉代中央政治制度的突出特征是用内朝官员压制外朝官员来分割相权。汉武帝采取近臣牵制、重用文武侍臣、压抑甚至代替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形成了独特的“内朝”与“外朝”。“内朝”主要指的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和近臣，他们承担决策的角色。汉成帝时期正式设置大司马（原太尉）、大司徒（原丞相）、大司空（原御史大夫）为三公官，[[]]不断强化中朝权力。贯穿这一时期的主线是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被削弱。 汉武帝重视内朝的原因，可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内朝官员地位很低，大大减少了皇帝的顾虑；第二内朝大多数是皇帝的亲信近臣，能够最大限度的贯彻执行皇帝的命令，减少受外朝大臣牵制的机会。内外朝的分立，使得由皇帝直接掌控的内朝官员拥有参与决策的实际权力，不断削弱宰相的职权，扭转了汉代初期“臣强君弱”的局面，提高了君主专制化的进程。 东汉时期完善尚书机构的设置，更加注重提高内朝尚书的职权，正式称为尚书台，下设六曹，形成了台曹机制。六曹指的是三公曹、吏曹、二千石曹、民曹、南客曹、北客曹，分别掌管中央人事、地方人事、社会治安、司法、工程、民政与外事事务。它是尚书台的办事机关。[[]]尚书台在曹魏时期完全独立，尚书台的长官尚书令和尚书仆射，称为“宰相”和“副相”。在形式上，内朝和外朝并不是隶属关系，内朝尚书组织和外朝三公九卿一起构成了双轨制行政管理体制。三公徒有虚名，实际权力掌握在尚书手里。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家政务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丞相府的官员手中，这是宰相辅政的变局。 （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变革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混乱动荡的年代，在世家大族把持着朝政，地方都督和刺史拥兵自重的社会背景下，军政阀阅们挟天子以令天下，对国家政务的全盘运转有决策权。二相、八公拥有实权，他们凭借自己的政治势力各自开府。比如曹魏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担任大将军，“命百官聚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实际上集军政事务于一身，实现了大权独揽。[[]]一般情况下，他们依靠自身能力不断升迁，到丞相，最后到相国。比如司马昭、萧道成、高欢等，都曾经以丞相、相国之位专掌政权，不断培养自己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整个魏晋南北朝，贯穿的主线是皇权不断旁落，权臣打着辅政的口号专掌政权。以宰相开府执政取代汉朝以来参议辅政制。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君权和相权进行了第一阶段的较量，以“三公”宰相辅政制走向衰落，以“三省”为核心的新生体制迈向历史舞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