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关于“儒”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以“说儒之争”作为论“儒”起源问题的开端，以时代先后为线索，论述其中一些代表性的学者及其结论。最后对“儒”起源的研究成果作了归类与总结，分析研究中仍存在的问题，并从“需”字形分析角度提出解决思路。
关键词： 儒； “儒”起源； 需
关于“儒的宗教是殷礼”和“儒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柔逊的人生观”，胡先生又提出以下几条论据：一、“三年之丧”为殷独有，周不实行，儒家继承了三年丧制；二、以《易经•需卦》和《正考父鼎》来解释“儒”柔逊的人生观。对此冯友兰、郭沫若、钱穆、贺次君、李源澄等先生都曾撰文反驳胡先生的观点。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可参见，冯友兰：《原儒墨》；郭沫若：《驳说儒》，1937年发表于《中华公论》，今据氏著《青铜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5—100页。钱穆：《驳胡适<说儒>》，原载香港大学《东方文化》1954年第1期，今据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2》，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36页。贺次君：《说儒质疑》，原载《史学论丛》1934年第2期，今据宋洪兵编：《国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兴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95页。李源澄：《评胡适<说儒>》，原载《国风半月刊》第6卷3、4期合刊，1935年，今收入林庆彪：《李源澄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9页。]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先生从甲骨文中找到材料，证明殷代并没有“三年之丧”制。由于上述驳论大多利用古文献资料，并不能对胡适提出的几条论据作有力否认，所以在这以后，“说儒之争”依然持续数十年之久，在学界尚未形成大家一致认同的定论。
除了章、吕两位先生，冯友兰、钱穆、郭沫若等在“儒”之起源问题上，仍旧坚持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说。如冯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官失其守，一批有知识文化的专家开始流落民间。他们不再专为贵族服务，为了谋生以教书相礼为业。所以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儒成为了一种职业。[ 冯友兰：《原儒墨》。]钱穆与冯氏观点类似，他认为儒者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被称为术士。他们掌握六艺后，就得以进身贵族，成为家宰、小相这类陪臣。孔子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做官，他的弟子也如此。因此儒者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流品。[ 钱穆：《驳胡适<说儒>》，第136页。]这种关于“儒”之起源的观点实际可概括为是从西周王官到东周的一种职业演变。冯先生的“儒职业说”究其发端，实质是吸收借鉴了傅斯年的观点，后者曾明确提出“战国诸子除了墨子外皆出于职业”。他认为诸子百家的出现是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以一种特殊的职业为生。[ 傅斯年：《春秋策—先秦诸子与史记评述》，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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