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结果的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六类汉字词测试结果 类别 对应关系 测试结果 错题数 错误率 第一类 同形同义 2 3.3% 第二类 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韩语中有多个意义） 8 13.3% 第三类 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汉语中有几个意义） 10 16.6% 第四类 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 7 11.7% 第五类 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 14 23.3% 第六类 异形同义（完全异形） 7 11.7%
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实际测试结果与我们在测试前的预测是有出入的。根据难度等级对几类词大致的估计，我们预测最难习得的是同形异义词（汉韩语中同形词在汉语中有几个意义），但是实际数据显示，对15名学习者难度最大的是第五类：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该类词在本套测试题中的错误率达23.3%，是六类词中错误率最高的。除此之外，错误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汉语中有几个意义）16.6%；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韩语中有多个意义）13.3%；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和异形同义（完全异形）11.7%；同形同义3.3%。 在15名被试中，有10人在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这一类词的测试题中犯错，其中7人做错一道题，2人做错一道题，1人做错三道题（每类词一共设置四题）。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韩语中有多个意义）在15名被试做的60道题中一共有8道错题，7人做错，6人错一题，1人做错两题；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汉语中有几个意义）共有9人做错，其中1人做错两题，其余8人各错一道题。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和异形同义（完全异形）在15名被试做的60道题中均一共出现7道错题，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一类有4人做错，其中3人做错两题，1人做错1题。异形同义（完全异形）有5人做错，其中4人做错1题，1人做错3题。 从测试结果中可以得出： 1.在本文所划分的六类汉韩词语关系中，同形同义一类的错误数量最少，错误率最低。我们可以认为这类词对韩国学习者来说是最容易习得的。 2.处于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关系中的汉语词语的错误数量最多，错误率最高，同样错题人数也是最多的。我们可以认为这类词对韩国学习者来说是最难习得的。 3.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和异形同义（完全异形）的错题数量相同，但是错题人数不同，这可能是因为被试的个体差异或者词语出现频率的差异。比如在第二类同性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韩语中有多个意义）中，我们抽出了四个这一类型的词进行测试，分别是“食物”、“整理”、“茶”和“妹妹”。15名被试有7人做错这一类题，但是错题几乎都分布在第二题上，也就是“整理”上。只有一名被试在别的题目上出错。比较这四个词我们可以发现，“食物”、“茶”和“妹妹”三个汉语词是学习者很早就学习过的，无论是在课本中还是日常生活中，出现和使用的频率都较高，学习者能够不断对这些词进行强化，而“整理”一词，出现的频率则相对较低。因此虽然属于同一类型，但是学生对它们的掌握程度不同。 4.尽管被试在六类词中都出现了错误，我们也发现第五类词语最难习得，但学习者选择正确的选项的比例远远超过选择错误选项的比例，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虽然不同类型的汉字词对学习者来说有易有难，但总体上是比较容易习得的。 4.2 结果分析 针对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用迁移理论和词汇习得模式进行解释。 迁移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的影响，指在一种情境中获得的技能、知识或态度对另一种情境中技能、知识或态度的影响。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第一语言的迁移对第二语言的习得有着很大的影响。 从上文的测试结果中可以看出，韩国学生学习与韩语汉字词所对应的汉语词汇时，同形同义的词语是最容易习得的，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和异形同义（完全异形）也相对容易，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韩语中有多个意义）稍难，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汉语中有几个意义）的较难，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的最难习得。我们可以从第一语言对第二语言的迁移来讨论这个结果。 1.同形同义词：正迁移 同形同义词在词性和意义上都相同，对于中国的韩语学习者来说，这一类韩语词汇是最容易记忆和掌握的。那么相反，对于母语为韩国语的学生，这类词所对应的汉语词汇是否也是最容易习得。裴熲竖《韩语汉字词在汉语教学中的影响及教学对策》（2012）为了考察这个问题，选取了某套教材中的100个汉字词，让学生自由选择，写出对对应的汉语词语。结果发现，所选词语大部分为同形同义的词语，并且有着很高的准确率。这充分说明，同形同义的汉字词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时会产生正迁移。 2. 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和异形同义（完全异形）：零迁移 这两类词语要么是字形相同，要么是词义相同，其余方面则完全不同。因此这两类词对于韩国学习者而言，是以全新的项目出现。在二语习得中，拉多《跨文化交际》（1957）认为两种语言相似的项目习得起来最简单，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习得最难，特别是差异越大的部分，习得起来越困难。但是在实际考察中，另一些学者否认了这个观点。正是因为两种语言有差异，某些项目上完全不同，学习者习得时才更可能把该项目当做一个崭新的语言项目，几乎不受第一语言的迁移，从而形成新的图式。 3. 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韩语中有多个意义）、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汉语中有几个意义）：正迁移与负迁移 这两类词的词形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词义上，也就是两类词的词义不对等，除了一个义项相同外，要么是不具备另一种语言中该词的其他义项，要么是具有另一种语言中该词不具备的义项。因此，韩国学习者在学习该类词时，词中中韩词义相同的部分会给学生的习得带来正迁移，但是由于词义的不对等，同时也会有负迁移，这就对第二语言的学习即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 4. 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负迁移大于正迁移 WWw.eEELW.COM 该类词在汉字词和汉语词中有共同语素，我们认为，这些共同语素会帮助韩国学习者理解和习得所对应的汉语词语，也就是在习得的过程中会产生正迁移。但是同一词在两种语言中又有不同语素，语素的差别往往使学习者在记忆该词时产生混乱，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学习者容易把这类词记成同形同义的词，也就是按照该词在韩国语中的字形来记忆；二是学习这对不同的语素不能理解，或是按照自己对该词词义的理解生造出来一个语素。很显然，这种情况对汉语词语的习得会造成负迁移。 蒋楠Lexical Repres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 Second Language（2000）的词汇习得模式认为，学习者对词汇的学习是逐步的、有步骤的，词汇的学习过程使关于该词的各类信息逐步进入词条，以便让学习者消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形式阶段，部分形式信息或者词的发音和拼写在词条中建立，所有对第二语言的加工都通过一语的翻译来完成；第二个阶段是一语标义词调节阶段，即一语标记词位被复制到二语相应的词条位置，成为二语词汇使用的媒介，实则是语义和句法信息从一语到二语的迁移，在这一阶段词汇表征包含二语词语本身的信息和从一语迁移过来的信息；第三个阶段是二语词条整合阶段，二语词汇的语义、形态整合入词条，学习者从而获得第二语言。[[[5] 汪春艳.蒋楠的二语词汇发展和表征模型述评[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21(6):67-69.]] 如果存在这种模式，那么显而易见，第一类同形同义的词是处于该词汇习得模式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只需要建立韩国语中的汉字词与汉语对应词的联想，两者间不需要有其他标记的输入，第三阶段也没有其他语义或者形态进入，所以不需要舍弃一语中的信息。因此同形同义词在习得的过程中只需要学习者的语言思维“翻译”该词条。而同形异义（汉韩词义完全不对等）、异形同义（完全异形）、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韩语中有多个意义）、同形异义（汉韩语中同形词在汉语中有几个意义）、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这几类词语，各自在词性和词义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对于学习者来说，在学习汉语时，要在第二阶段将韩国语词语的某些信息迁移到汉语词语中。比如以异形同义（有共同语素）中的“命运”一词为例，汉语中的“命运”与韩语中的“运命”意义相同，韩国学习者在学习“命运”一词时，在第二阶段要将韩国词语“运命”的语义信息迁移到汉语词语“命运”中，之后在第三阶段要舍弃原先的语素顺序。但有学者指出，由于区分度不够，这种似是而非的词形可能加大了舍弃的难度，使得这类词语习得困难。[[[6] 赵杨.韩国学生汉语词汇习得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1(3):412-4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