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最高统治者极力加强皇权，同时又十分注意避免下级官员权力的过分集中，力图构建一个金字塔型结构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而更好地保证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以维护政局的稳定。有明一代自朱元璋的胡蓝之狱起，至明成祖的靖难之役，再到明宣宗平叛汉王之乱，前期几代皇帝基本上都能扫除任期之内阻碍其集权统治的障碍，使皇帝能够掌握足够的权力控制朝政，其绝对权力中心地位不会被动摇。但是土木之变后，情况有了极大的变化。虽然明英宗唯一的弟弟登上了帝位，并在于谦等人的辅佐下取得了京城保卫战的胜利，使明朝的统治得以重回正轨，但是在土木之变后的八年时间里，权力中心内部充满了矛盾。最高执政者景泰帝则直接受到这些矛盾的挑战。 一：朱祁钰其人 朱祁钰，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母亲吴氏，本为汉王朱高煦府中女眷。汉王起兵后，明宣宗御驾亲征，擒住汉王，平定叛乱。汉王府中的女眷也因此充宫为奴。回京途中，明宣宗见到美丽的吴氏并宠幸了她。回京后把吴氏安置在宫外不远处的大宅院中并时时临行。宣德三年生下朱祁钰，成为宣宗的二皇子。母凭子贵，吴氏由于诞下皇子而封为贤妃。但由于出身低微，所以仍然被安排在宫外生活。宣德八年（1433年），宣宗病逝。皇太子朱祁镇继位登基，成为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钰被封为郕王。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抗击瓦剌。郕王朱祁钰被封为监国，留守京城。结果土木堡一战，明军大败，皇帝被俘，瓦剌趁机围攻京城.明英宗被俘时，英宗之子两岁，郕王朱祁钰二十二岁。在外敌入侵，主少国疑的情况下，以于谦为首的大臣力推朱祁钰登上帝位，主张朝政。自此，以朱祁钰为中心的皇权逐渐形成。但皇权在其形成过程中又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威胁与挑战。 二：景泰帝与孙太后的矛盾 孙太后，山东邹平人。父亲孙忠任河南省永城县主簿，与同为永城县人的彭城伯夫人（仁宗皇后之母）相识。彭城伯父人非常喜爱孙忠之女。在彭城伯夫人的力荐下，孙忠之女在十余岁时便入宫交由仁宗皇后亲自教养。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册封山东济宁人胡善祥之女胡氏为皇太孙妃，孙氏被封为皇太孙嫔[ 《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林延清，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宣宗登基后，册封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按照旧例，后宫中只有皇后才能同时掌有金册与金印，而皇贵妃与妃嫔只享金册，不予金印，以示地位之别。当时还只是皇贵妃的孙氏恃宠而骄，宣宗破例授其金印，“贵妃有宝自此始”[[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孝恭孙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14页。]。时为皇贵妃的孙氏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通过“阴取宫人子为己子”[[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孝恭孙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14页]的手段来使宣宗废掉胡皇后而改立自己为皇后的盗子成名之说也广见记载。不管这些记载是否可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孙太后决不是一个甘于寂寞后宫的女流之辈。作为明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必然会竭力维护明英宗的地位，进而确保自己皇太后的身份。景帝并非孙太后所出，其生母为吴贤妃。而宣宗又仅有两个妃子生下皇子，其一是孙皇后，其二就是吴贤妃。故以孙太后的性格必然会与并非嫡出的景泰帝在权力争夺的道路上产生一系列斗争。当明英宗被俘虏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孙太后颁布诏令称“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乙丑，www.EEelw.co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10页]诏书的意思很明确，当朝皇帝在外未归，所以只是让郕王代管国事作为权宜之计。如此还不放心，两天后又命司礼监太监金英传旨：“今立皇帝庶长子见深为皇太子，该衙门便整理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丁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12页]这是孙太后为了保证皇位仍在明英宗一系中传承而想出来的手段，也是为了制约郕王的权力。可是面对外敌入侵的紧张局势，没有实权的监国朱祁钰政令很难施行，所以群臣百官以“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明英宗实录》卷181，正统十四年八月丙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83年版，第3533-3534页]请命孙太后立郕王为帝。群臣的奏请使得孙太后制权郕王的计划破产。在此情况下，孙太后即使心有不愿，也改变不了郕王由监国变为皇帝的趋势了。“九月癸末，王即皇帝位。”[[清]张廷玉等撰：《明史·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1页]终于，在于谦等股肱之臣的辅佐下景泰帝带领明朝击退了瓦剌的多次进攻，京师遂安。 景泰元年，英宗“北狩”归来，被困南宫，孙太后仍对英宗照顾有加，多次前往南宫看望他，联系未有间断：“及还，幽南宫，太后数入省视”[[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04页]。由此可见孙太后对英宗的关心。然而，孙太后对英宗的关怀不仅仅是生活照料上的嘘寒问暖关，从史料记载来看，孙太后在夺门之变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无与伦比的。夺门之变前夕，石亨、徐有贞等复辟策划者非常清楚孙太后在皇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与其能够发挥的作用，因此特意把计划告诉了孙太后。孙太后知晓后，非但没有阻止这场可能引发混乱的宫廷政变，反而下诏“天子疾大渐，殆兴，天位久虚。上皇居南内于今八年，圣德无亏，天意有在。以奸臣擅谋，闭而不闻，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统，将不利于国家。亨等其率兵以迎”[[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16，景泰八年正月。有些书（如《明通鉴》）则认为这封懿旨是政变集团的矫诏。但考孙太后的一贯行事作风，英宗复位于她大大有利，她应是持支持态度的，似乎用不着矫诏。说“矫诏”的，无非是为君主讳。]。此诏书既表露了孙太后欲扶英宗上位的野心，也大大助长了复辟集团的势力，为复辟集团提供了名义上的保障。为了表现孙太后在夺门之变中的功劳，礼部尚书杨善请皇上为太后上徽号[徽号：明清时对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所上的尊号称徽号，同时对尊号与徽号加以区别。《明史·礼志七》：“明制，天子登极，奉母后或母妃为皇太后、则上尊号。其后，或以庆典推祟皇太后，则加二字或四字为徵号····上徵号致词，而上尊号则止进宝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62页]，但“明初，宫闺无上尊者”[《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林延清，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英宗有所为难。“尚宝卿钱溥和兵部尚书陈汝言在奏文中曾这样说:‘复辟时非太后有诏 , 谁敢提兵入禁门者!’英宗对孙太后给自己的支持，亦大加赞扬， 说：朕惟母后恩深，无以为报。况朕居南宫七年 ，危疑之际实赖保护。今又定策禁中俾朕复位。’”[ 《宣宗孙皇后与明朝中叶政治》，林延清，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月]天顺二年 (1458)正月 , 明英宗打破阻止，为孙太后上徽号。“明兴, 宫闱徽号亦自此始”[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孝恭孙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514页。]。由此可见，孙太后从土木之变到夺门之变这八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明英宗最有力的后盾，为英宗复辟成功贡献了极大的力量。虽然孙太后没有与景泰帝有过正面的冲突，但是孙太后对于景泰帝的政治悲剧所造成的影响却不容小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