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现状 哈尼族研究作为西南特别是云南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可谓是受到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首先，关于哈尼族族源的问题，学术界有3种观点：一为“南迁说”，1994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尤中所编写的《云南民族史》一书中提出，哈尼族属古代氐羌族群的后裔，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一为“土著说”，《哈尼族的历史渊源及社会发展》（《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3月，19)认为，哈尼族其实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居住在云南开远的泸江地区，根本不是迁徙而来，且列举了诸多文物作考证。还有一种观点是“二元文化融合说”，朱文旭、李泽然在《哈尼族祖居地考》（《思想战线》1998年2月，27)一文中提出，哈尼族祖居地是在今天四川的凉山礼州一带，大致在唐代南诏时期从四川经由西昌邛海而迁徙到云南地区，并吸收和包容了该地区的彝、白、瑶等族的部分先民以及从四川、南京等地迁徙而来的汉族，从而逐渐融合形成的。现在三种观点中以“二元文化融合说”为主流观点，但是由于之前的学者研究年代较早，因此没有结合其他专业的知识，而是单纯的从史诗和史料中进行发现，本文结合了语言学的研究，更好地佐证了哈尼族源自古代羌人，后与夷越民族融合形成现今的哈尼族。 哈尼族的历史发展方面，李宣林在1994年3月出版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报中发表了《哈尼族的历史渊源及社会发展》一文，文中简单的将哈尼族历史发展的线索理了出来，但是缺乏地域性，让人无法宏观的把握各区域的融合与分化。曾豪杰《云南哈尼族的形成及其启示》（《历史研究》2008年2月,30）一文中对哈尼族的历史发展进行论述，但是全文缺乏史料的支撑，没有说服力。因此，我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完善，虽然可考的汉文史料很少，但是我也按照哈尼族迁徙的三个大方向进行概述，大致推测出发展的概况，对其脉络进行了梳理。 关于哈尼族特有的梯田文化，这也是学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重点关注于哈尼族的婚姻习俗、丧葬习俗、宗教信仰、饮食禁忌、节日祭祀等方面的研究。孙军：《天梯神韵——哈尼族梯田农耕中的祭祀文化》（《祭礼· 傩俗与民间戏剧》，1998年，578）中对哈尼族在梯田稻种过程中的祭祀活动进行了列举和探究；角媛梅：《哈尼文化区的特质》（《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3年1月，第15卷）一文通过哈尼文化区和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的组成及功能三个部分的论述，得出哈尼梯田是可持续发展型农业的典范，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哈尼梯田的开发对于亚热带山地的利用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哈尼族伴随梯田的开发而形成的文化，学术界虽然研究颇多，但是大多是分散的就一个方面进行论述，并没有将哈尼梯田“森林——村寨——梯田——河流”为一体的“四度共构”这一特点和节日、祭祀等活动联系起来，本文分开论述了“山顶为森林，山腰建村寨，寨脚造梯田”这三部分分别给哈尼文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并且辩证地分析了梯田文化对哈尼族生产发展的反作用。 二、云南哈尼族产生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过程 1.目前学术界关于哈尼族形成的历史渊源，大致有以下的三种看法： 其一，“氐羌系统南迁说”：认为哈尼族是“氐羌系统”从青藏高原向南直接简单迁移的民族，依旧保留大部分氐羌民族的传统文化，只是根据所生活的环境有了局部调整，并没有形成新的民族和独特的文化。 其二，“红河两岸土著说”：该观点认为哈尼族与西北高原上的民族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实际上是由红河地区的土著自然发展形成的，这种论点以红河地区的出土文物为支撑，尤其是以开远小龙潭腊玛古猿到新旧石器时代器物为依凭，认为哈尼族并非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 其三，“两向祖源多种文化融合说”：这种观点认为哈尼族是西北方的游牧民族部落顺着青藏高原南下，在南下的途中与云贵川地区的南方稻作民族（夷越）融合而成的新型游耕民族。从族源论来看，它是由北向南与由南向北的相互融合，即双向的；它也是复合的，因为是南方土著民族和北方迁徙民族的相互交汇。从文化论的角度看，则是西北游牧民族所携带的高原文化和西南夷越民族的农耕文化的融合体。 本文作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哈尼族所属的彝语支与藏语支、景颇语支、缅语支同属于藏缅语系，同源于古代羌人，如果不是这样, 语言与文化现象就不会那么相似。”[【注释】 （） 《哈尼族简史》编写组：《哈尼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19]因此可以认为哈尼族属于氐羌族系。早在甲骨文中已有“羌”字，后来在《吴越春秋》、《史记》等书中也有少许的记载，被称为“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禹的家在西羌，“地名石纽，在蜀西川也。”[（） （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93]这说明在先秦时期，羌族的就已经在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有零星分布了。由此可知“羌族不仅仅生活在青藏高原，而是四处迁徙，迁徙过程中在保留氐羌族系民族群体的基础上，不断地吸收诸如夷越、匈奴、汉族等民族群体中的不同部分，在长时间的分化与融合后，形成了一些全新的民族。”[（） 万永林：《中国古代藏缅语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哈尼族的先民就是氐羌族系的民族群体在南下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分化与融合，从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 2.哈尼族形成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 （1）新石器晚期至春秋战国之际： 民族形成时期。哈尼族史诗中的“努玛阿美”时期，大约存在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西北高原上的氐羌部落沿着澜沧江、怒江、金沙江流域南迁，其携带着北方的游牧文化，到达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流域后，与云贵川高原北上的夷越民族相遇，并且在之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与夷越海滨文化相融合，“在南迁过程中，民族内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部分成员的血缘纽带逐渐松弛，以致融合于其他民族中。” 《尚书•禹贡》有载,华山以南、黑水一带是梁州（蒙山古属九州之梁州），岷山、皤山一带已可定居从事农业生产了，沱江、潜江河道也已疏通。“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大渡河旧称“和水”，因此沿河居住的为“和夷”，这里所说的“和夷”不能专指当今的哈尼族, 但也是包括着哈尼族的先民的。 于是，放牧的生活生产方式在与夷越民族融合过程中逐渐改变成为耕种，但是又由于哈尼族一直在不断地迁移，因此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农业形态就是不定期的游耕农业，哈尼族也就从游牧群体变为游耕民族。游耕农业的内容与其他农业形态相比较为复杂，它的特点是，居无定处，并且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要毁林开荒，一切从头开始，其耕作方式也必须根据迁徙所到之地的土壤、气候、地势等情况而定，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游耕农业具备了很强的适应性。哈尼族就是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积累了游耕农业经验和技能，为后来梯田农业的产生提供了支持。 （2）春秋战国至唐宋，www.EEELW.COM沿着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三个流域向着云南高原地区逐步迁徙。新兴的哈尼族引发了与周围民族，诸如僰人、濮人、越人及其他羌系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矛盾，加以在大渡河、雅砻江、安宁河流域一度发生的严重瘟疫和森林起火等自然灾害，哈尼族不得不离开民族发祥地向南迁徙。迁徙的路线则主要是由民族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由于北方有势力强大的蜀郡各族相抗拒，东方也据有屡次与哈尼族发生战争、力量强大的僰人集团，因此能够进行选择的只有三江流域中的东南、西南、正南三个方向的路线。三方中，东南是云贵交接的乌蒙山，其麓有滇东北最大的昭通坝子，西南是百草岭西麓的大理坝子，有渔米之利，正南方是起伏徐缓的梁王山，山脚下是云南最大的昆明坝子，这些都是水土肥美的宝地。这三个坝子及其嵌接的半山区，一般海拔在1500-2500米左右，正是“四季如春”的温湿地带，适宜稻作，因此哈尼族便沿着这三条“稻作之路”迁徙。 （3）唐宋以降至新中国成立，开拓滇南三江两山,这一时期长达1200多年。沿三江流域的东南、西南、正南三个方向迁徙的不同和蛮群体，在迁徙后分别开拓了不同的地区，使得哈尼族在不同区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其中沿大渡河向东南方向迁徙的和蛮，分为两支，一支迁徙到了乌蒙山地区，另外一支定居到了六诏山地区。进入乌蒙山地区的和蛮与当地的乌蛮杂居生活，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与其融合为一体，因此到近代该地区的哈尼族已经基本绝迹。大理国时期，定居在六诏山区的和蛮，如维摩、强现、王弄等部落，由于受到中原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影响，发展速度较快，已经形成封建领主制度。但至明朝以后，大量汉族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开始进入六诏山地区，哈尼族生活环境受到冲击，于是一些哈尼族开始逐渐迁入哀牢山，六诏山区哈尼族的人数越来越小。 另一支从大渡河向西南方向迁徙的和蛮群体进入滇西南，《新唐书·南蛮传下》：“（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首领蒙羽皆入朝，授官祑。（唐高宗）显庆元年，西洱河大首领杨栋附显、和蛮大首领王罗祁、郎昆梨盘四州大首领王伽冲率部落四千人归附，入朝贡方物。”[（）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2月1日，卷二二二下《南蛮传下·两爨蛮传》]唐朝时，大理洱海地区与楚雄州境广有哈尼族分布，并有大首领统率其间，形成一大政治势力。还有一支沿正南方向迁徙的和蛮，到达洱海地区后，又分为两支，一支在洱海地区仅停留了一段时间，就从洱海向东进入了今天昆明的滇池地区，之后再一直向南方迁徙，最终进入红河南岸的哀牢山腹地，这一地区也就成了哈尼族的主要聚居区。《元史·地理志》记载“开南州和威远州是昔朴、和泥二蛮的居住地。”又有一个分支的哈尼族继续向南沿着礼社江--元江流域进入滇南、滇西南地区，如今易门元江、普洱、红河、西双版纳地区的哈尼族大部分都是那时形成的。 这一时期，哈尼族的精力集中在对各聚居地的开发建设上，在发展过程中，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逐渐被融合之后绝迹，但是西南和正南方向的哈尼族不断壮大发展，其中尤以哀牢山、无量山地区哈尼族对梯田文化的建设最有成就，并形成了哀牢山、无量山和澜沧江流域三大聚居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