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少翻译家提出过一些不同的标准，有的人提出了“信、达、雅”的标准，而有的人则提出“硬译”标准。本人认为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其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忠实准确地传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而不得随心所欲，自由发挥。但是由于两种语言特点不同，规律不同，一成不变地进行翻译是产生不了应有效果的。因此就需要进行调整，在保持“神韵”的准则下语言上作些变通，这便是文学翻译的“再创作”。[2]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更是不同于翻译其他科技类，政治类和新闻类的文章，文学是带有深深文化烙印的，是创作者精神追求和情感的集中体现，这也是翻译成目标语中最难以传达给读者的。所以以下主要是本人在此次翻译《瓦尔登湖》第二章节选的过程中一些切身体会： 第一、透彻地了解翻译材料。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原文并没有任何陌生的单词或者复杂的句子，但是却无从下手。例如，《瓦尔登湖》原文中关于作者梭罗对农场美景的态度“I am monarch of all I survey,My right there is none to dispute.”，这句话中的“survey”一词，通常翻译为勘测，勘察，作动词用，但是从原文的语境来看，梭罗所表达的意思并非如此，而是对于农场的美景，他就像是一个国王一样，谁也不能质疑他纵览美丽风光的权利，所以“survey”因根据具体语境，译为“纵览，眺望”的意思。因此在做翻译实践时，要避免眼高手低的情况，表面上看原文，似乎大概明白其中的意思，然而翻译并不等于概括段落大意，是要字字较真的“ 苦差事”。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作者要表达的话语一字不缺地传达给读者。另外，英语的许多习惯用语和俚语是不能够望文生义的，否则会导致对原文的扭曲。 第二、翻译重在实践与积累。所谓熟能生巧，古人所说的确实有其道理，翻译虽然是要求译者具备一名“杂家”的条件，但是它与其他技艺没什么区别，翻译者之所以对两种或多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如此地得心应手，主要是他们平常注意对各种固定翻译的积累与总结，在这次翻译《瓦尔登湖》中，最为深刻的是作者梭罗对语言的驾驭能力，作品中多次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譬如，在描写蔚蓝色的山脉时，用的是“......I could catch a glimpse of some of the peaks of the still bluer and more distant mountain ranges in the north-west, those true-blue coins from heaven's own mint ......”,句中“coins”表示钱币，铸币。“mint”则是铸币厂的意思，生产铸币的地方，毫无疑问，当然只有铸币厂，也只有铸币厂生产出来的才是铸币，用这两者的关系来暗指山脉的蔚蓝色只能属于天空的，是纯自然的颜色，充分地体现了一语双关的特色。又例如在翻译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演讲稿之前，译者通常会花功夫去研究和收集这位领导人的语言风格，有的领导人说话喜欢引用古诗词；有的领导人说话婉转含蓄等等，这些都是靠积累与实践来实现的。 第三、意译与直译。意译法是直译的升华与提炼，特别在散文与诗歌的翻译中，意译法尤其重要，因为散文讲究“神”，诗歌讲究意境，两者都是抽象的概念，如何把它们更好的呈现出来，需要译者的润色。在选文中，杨先生译本语言更为优美和细腻，仿佛是他本人在写的一部散文集，而徐迟先生的译本更多是采用直译法，虽然他在语序的调整上花了心思，可是缺少了一点散文该有的韵味。当然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忠于原著”，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翻译的“再创作”，正如1978年，许渊冲在“翻译中的几对矛盾”一文中也谈到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他说：“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意译却是把忠实于原文的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法。”无论是意译，还是直译，只要尽可能地贴近原著，并且将原语转化为更容易理解和把握的目标语，那么翻译的作用就体现了。 第四、理解与词义的选择。只有透彻地领会原作的含义，反复推敲，深入分析，才能对词义作出正确的选择。因此翻译时切忌望文生义，甚至不顾上下文的联系，拿一个词的常用的词义来生搬硬套，特别是这一篇选文的作者是善于遣词的梭罗。 第五、造句。翻译中的不仅遣词难，而且造句也不是易事，特别是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那时翻译技巧的研究鲜为人知，这样必将造成文不达意。“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退而求其次，如果难存原文，只好就径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1998：2），关于这一点，本人颇有体会，选材来自于19世纪美国的自然主义时期的文学家——亨利·大卫·梭罗，距离我们已经有上两百多年之遥，并且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导致形成的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差异，这样倘若是译本过于拘泥，死守原著的言语和词句，往往会使读者失去兴趣和耐性，在这次的翻译中，本人也陷入了死守原文的困境中，导致译文的翻译腔调过于明显，没有从读者角度出发，如“Moral reform is the effort to throw off sleep”，在没有进行修改之前，我译为“修身养性是为了摒弃睡意而做出的努力”，这样似乎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汉语中，动词比名词更有感染力，因此必须以为“修身养性是为了努力摒弃睡意”，才能贴近目标语，靠近读者的表达习惯。此外，在翻译实践中的“假朋友”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为了面向群体的不同，要尽量考虑读者的文化与语言习惯。 第六、归化。引用钱钟书先生所说：“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了‘化境’”。 若译文能与原作形神兼似，又自然浑成，无雕凿痕迹，也就达到了“化境的”标准。因此在翻译时不仅要选择与原著正确对等的词，更要体现原著的风格，达意传神，才能表达原著的思想与神韵再现。这次的翻译选取了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尽管是完成了翻译的任务，但始终未能达到“归化”，从译文来看，许多地方都带有自己的表达习惯和方言的踪迹，因此，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神韵的再现，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