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在调查中随卷了解了教师对幸福、对工作的自我感受，结果发现：72%的教师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从整体上看，感到不太幸福，24.1%的教师感到比较幸福，仅有3.9%的教师感到非常幸福。从对工作现状的满意度来看，68.2%的初中教师感到很不满意或不太满意，27.7%的教师感到比较满意，仅有4.1%的教师感到非常满意。另外，78%的教师经常会或有时会产生职业倦怠感，而仅有5.7%的教师从没有职业倦怠感。70.4%的教师经常会或有时会因为工作不开心而想辞职。这些数据都表明，教师对幸福的自我感受情况不容乐观，增强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势在必行。[1] 当前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方法 2.1 思辨研究 思辨研究是多媒体课件设计研究最常用的方法。朱智贤和林崇德等在《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一书中，认为现代的思辨研究是“以经验和资料（他人的研究为主）为基础，并运用哲学的逻辑方法搞思辨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包括直观经验、周密的猜测和逻辑推理三个方面。”龙立荣，李晔（2009）对思辨研究定义为：旨在揭示某一概念、假设、理论的本质、结构及机制的理论探讨。其重心是概念、概念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大重视获得支持这些理论探讨的事实证据[2]。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美国。当时这一领域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到1969年时仅有20余篇相关研究文献。[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关注程度的提高，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最近10年间，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文献已跃至几千篇。这些研究中有相当多的部分是集中在生活事件和人格因素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这一问题。[4]已有的研究一般都是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进行的 Diener（1984）的研究认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自尊高的人有更多的幸福感。[5] Cohen和wills（1985）提出了社会支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模型：主效应模型和缓冲器模型。前者认为，社会支持对维持一般状态下的良好情绪具有重要作用。不论个体是否处于应激状态，社会网络总会增加主观幸福感。后一种模型则认为，社会支持可以保护应激状态下的个体，它作为社会心理刺激的缓冲器因素间接地发生作用。可见，社会支持既可以增加正性情感，也可以抑制负性情感的出现，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Rook（1984）、Landis（1988）、Goyne和Downey（1991）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主观幸福感。而我国汪向东（1988）、解亚林（1993）的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6] Bloek和Zautra(1981)、Reieh和Zautra(1983)、Headey(1989) 研究发现:良性生活事件与正性情感有关，不良生活事件与负性情感有关。但Casta的研究则发现，有些生活事件，如:婚姻状态、工作状态及居住变化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有关主观幸福感与生活事件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地研究。Bradbuvn(1969)发现，高收入者有较多的正性情感，而低收入者则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但也有研究不支持上述结论。一项研究调查了美国1946一1978年间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发现人们的快乐水平并没有随收入的增加而提高，相反倒有下降的趋势。Liang(1979)认为这可能与分配偏差及相对的剥夺感有关。可见，收入的影响是相对的。 思辨研究对本次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使我们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更加深入的去探讨教师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2.2 问卷调查研究 问卷调查法直接收集关于教师主观幸福感的意见和建议，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数据，是最有便捷和有效的方法，为本研究的实行提供参考依据。 但我们也不难发现，现在流行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很多，但专门针对教师的问卷比较少，所以对于问卷得出的信度和效度有待于提高 3.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概况 3.1主观幸福感的概述 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作为心理学专门术语，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7] 因而，SWB是一种主观的、整体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它是评估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关于SWB的结构，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对生活总体质量的认知评价，它独立于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衡量SWB的更有效指标；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是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目前，许多学者趋向于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维度合并为一个维度——情感平衡度。情感平衡是指与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相比较，占相对优势的愉快体验，是个体对生活的一个总体、概括评价[7] 3.2影响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3.2.1主观因素 人格：许多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和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Costa(1987)、 Headey & Wearing （1989）、Costa & McCrae（1991）等证实了外向与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有关，与消极情感无关，从而提高了主观幸福感；神经质则与消极情感有稳定的相关，从而降低了主观幸福感。DeNeve&Cooper(1998)发现宜人性与主观幸福感有正相关。Seidlitz（1993）进一步指出，责任心、宜人性、开放性与主观幸福感有较小的相关。Ryff et al.（1997）研究发现外倾、责任感和低神经质与自我接受、控制感、生活目标相关，开放性与个人成长相联系，宜人性、外倾与积极的人际关系相联系，低神经质与自主相关。 自尊：许多研究表明，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关系密切。Furnham通过实证性研究表明自尊是幸福感的一个最有力的预测因素。高自尊者对自我持肯定态度，乐观自信，对于消极的影响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并试图适应或改变情境,而不象低自尊者那样回避现实，所以对于幸福的体验要高。国外许多研究也表明：在多种个体因素中，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高[8] 3.2.2客观因素 社会支持：教师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领导、同事、朋友和其他方面（如亲戚、家庭、社团等），这些社会关系有重要的社会支持的作用。社会支持可以提供给个体物质、信息和精神上的帮助，增加其归属感、愉悦感、提高自尊心和自信心。当人们面临应激生活事件时，还可以阻止或缓解应激反应，安定神经内分泌系统，增加健康行为模式，从而增加正性情感并抑制负性情感，防止主观幸福感的降低。Rook（1984）、Landis（1988）、Goyne和Downey（1991）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可提高主观幸福感。我国学者汪向东（1998）、解亚林（1993）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身心健康显著相关。根据以往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Weiss，1974）；个体只有在获得各种社会支持时才能获得较高的幸福感；（Kahn & Antonucci，1980）；同时人际支持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指标——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池丽萍，辛自强，2002）[9] 4、小学教师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 4.1评估工具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该量表有10个因子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采用正反向计分的方法，采用1—6的评分制1=很不同意，2=不同意，3=有点不同意，4=有点同意，5=同意 ，6=非常同意 5、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当前对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专门针对于教师的研究不多，在主观幸福感研究的早期，我国学者主要沿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借用一些国外的量表在我国的研究对象中进行测量，然后得出结论。这种结论是否合理，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检验。这中间就需要有符合我国文化背景的测量工具，所以编制符合我国文化的问卷或量表是很有必要的。其次，在因果关系方面的研究，可以拓展新的测评方法，通过更成熟的方法，即综合的方法，如自我报告法，纵向法，跨文化调查，问卷或量表法等综合使用来研究主观幸福感与其相关因素的因果方向。 |
